9时18分，仪式结束在一个别有意味的时间点。
原本集中在“密苏里号”战舰舰首和炮塔上的记者们，蜂拥到军舰仅有的一架用于新闻通讯的无线电台前。他们激烈地争论谁有权第一个使用它。后来，五大通讯社的记者和新闻官拿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将5个写有数字的纸团放在一顶军帽里，谁获得了写有“1”的纸团，谁就有权第一时间向本国的通讯社发出这个重大消息。中国记者曾安波被历史选中，他摊开自己的纸团，上面是个醒目的“1”。
在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点燃了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在中国，人民高举旗帜、奋起抵抗，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而这一次，曾安波进电报室，第一个报道了那个令中国人民翘首以盼的消息——日本正式签字投降。
沈阳郊外的柳条湖，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山西的平型关，江苏的南京城，鲁南的台儿庄，河北的黄土岭……曾经，中国的大片土地浸满鲜血与泪水。
一位合众社记者承认：“平心而论，以中国在这场战争的牺牲和发挥的作用，他们获得第一报道权也是当之无愧和理所当然的。”这实在是句再公道不过的话。
14年太久，久到山河喋血、刻骨铭心。
二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代表诉诸国际联盟，要求立即采取措施，“阻止危及各国和平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对所谓“中日冲突”，西方大国的表现是麻木的，甚至有少数国家不加掩饰地公开支持日本。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史汀生无视中国核心利益，明确表示“事件不是政府间而是地方局部冲突，不适用于国际公约”。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不加区别同等看待，无疑释放着纵容和偏袒的信号。更有甚者，在侵略者铁蹄正践踏中国人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时，索要“日本未尊重中国主权的证据”，无耻地认为“日本对‘满洲’的主权可能实际增加对外国利益的保护”，并给出所谓的理由——“中国人不能维持秩序”。出于想利用日本反苏、压制中国革命力量的目的，英美等国对日本侵华行径采取姑息养奸、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这让侵略者的顾虑和疑惑被彻底打消。在七七事变的5个月后，侵略者蘸着中国人的血写下了人类历史的黑暗一页。南京，这座已无抵抗力的城市在浩劫里同人类的文明、伦理和良知一道沦陷。酷刑、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侵略者随心所欲，种种罪行罄竹难书。
日本统治者叫嚣3个月灭亡中国，蒋介石对身边的亲信透露“可支持6个月”。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问：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当民族渴求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时，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走过两万五千里，走到世界面前。陕北瓦窑堡，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讲：“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就是觉醒了的中国共产党，抗争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三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因此，中国不屈不挠的抗争同样值得世界镜鉴和追问：为什么日本法西斯敢如此放肆？南京沦陷前一天，一艘停泊在城外长江上的小炮艇遭到了日军飞机的偷袭轰炸，3人死亡、48人受伤。当时3面大型美国国旗明晃晃地悬挂其上，天气晴好，能见度高。它此行的目的是护送城内的美国侨民。这是蓄意甚至可以说是刻意的一次试探。事后日本政府迅速赔偿220万美元，表示绝非故意而为，日方承担事故责任。日本窥伺着美国对其扩大侵华战争的反应。对于日本的挑衅行为，美国政客是愤怒的，但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得出结论：为了中国，与日本开战是非常不值得的。华盛顿正式接受了日本“真诚”的道歉，日本摸准了英、美的底牌。当时是西方的圣诞节，对南京而言恐怖的屠杀刚进行到第二周。有人把这场事件称为“发生在长江上的珍珠港事件”。当历史的脚印一步步走到珍珠港，当英美等国也被法西斯拖入战火，当他们终于意识到绥靖、妥协、退让、旁观乃至祸水东引，绝没有置身事外、歌舞升平的可能时，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已经流了太多的血。还好有中国的觉醒、坚持和抗争。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伤亡3500万人以上，约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都思考过同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中国，战争结局将会怎样？他们的答案是，如果没有中国，日本法西斯可能南下印度，西进中东，北攻苏联，并与德意志法西斯会师，人类历史的黑暗一页不可能在1945年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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