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作者尼尔·弗格森深入探讨了亨利·基辛格的“缓和”（détente）政策的历史维度与战略维度，同时指出当代美国政府正试图与中国达成一种新型的缓和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

对于西方舆论界一直流传的“中美新冷战”一说，早在2020年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王毅就曾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当年的苏联，我们更无意去做第二个美国。中方一直坚定不移地走着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去年11月13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毛宁再次重申，大国竞争不符合当今时代潮流，中方不惧怕竞争，但也坚决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

但尽管如此，本文仍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思维逻辑和历史背景的窗口。本文发表于2024年2月20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尼尔·弗格森】

没有什么词语能比“缓和（détente）”更好地与已故的亨利·基辛格联系在一起了。这个词最初于20世纪初期在外交领域被使用，当时法国驻德国大使试图改善巴黎与柏林的关系，但失败了。1912年，英国外交官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当基辛格首先作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随后又担任美国国务卿时，为了缓解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所倡导的并成为他标志的“缓和”政策才逐渐国际闻名。

“缓和”不能与“友谊（amitié）”混为一谈。它并不是与莫斯科建立友谊，而是减少冷战演变为热战的风险。“美国和苏联是意识形态的对手，”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道，“缓和不能改变这一点。核时代迫使我们共存，即使是言辞上的‘圣战’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对基辛格来说，“缓和”是一条介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行为（“当时欧洲尽管存在军事平衡，却陷入了一场谁也不希望发生的战争”）和他认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绥靖政策（“当民主国家未能理解一个侵略者的设计”）之间的政策道路。

为了实现缓和，基辛格试图在军备控制、贸易等各种问题上与苏联接触。他努力与苏联建立“联系（linkage）”，这是那个时代另一个关键词，在苏联似乎想要的东西（例如更好地获取美国技术）和美国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例如在越南问题上的协助）之间取得联系。与此同时，一旦基辛格发现苏联正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中东到非洲南部，他就会时刻准备好进行斗争。换而言之，正如基辛格自己所说，缓和政策意味着“既要威慑又要共存，既要遏制也要努力缓和紧张”。

如果这种务实的情绪在五十年后还能引起共鸣，是因为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似乎对中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也似乎准备尝试新版本的缓和政策。拜登去年十一月在加州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晤时说：“我们必须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我们对我们的人民负有责任，当我们认为这符合我们的利益时，就应该同世界携手合作。”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去年在本版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这场竞争确实是全球性的，但绝对不是零和游戏。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用基辛格的话说，美国和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核时代的到来，以及气候变化，更不用说人工智能领域，都迫使它们需要共存。

如果“缓和”政策正在卷土重来，那么它为什么会过时呢？基辛格于2023年11月去世后，左翼批评者不紧不慢地重复着他们的老一套指控，从轰炸柬埔寨平民到支持智利、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的独裁者，不一而足。在左翼眼中，基辛格体现出一种冷血的现实政治理念，将第三世界的人权置于遏制之下。这些正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反对缓和政策的一个方面。但是，近来很少听到保守派对基辛格的批判，他们声称基辛格的政策等同于绥靖。

作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上世纪70年代一直抨击缓和，认为这是“苏联用来利用，并实现其目的的单行道”。他暗讽基辛格默许苏联玩世不恭地利用缓和政策，从而导致苏联及其古巴盟友在后殖民时代的安哥拉问题上占据上风。因此里根在1976年首次参加总统竞选时曾多次承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废除这一政策。他在当年3月宣称：“在基辛格和福特先生的领导下，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军事强国，而这一位次即使不是致命的，也非常危险。”

里根并非孤例。在他发表讲话时，政府内部的鹰派人物都对基辛格的做法感到厌烦。共和党人普遍抱怨，用新泽西州参议员克利福德·凯斯（Clifford Case）的话说，“在缓和关系中取得的成果都被苏联夺走了”。民主党参议员、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激怒了基辛格，他指责基辛格“对共产主义俄国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并通过缓和政策“拥抱”了莫斯科。与此同时，美国军方认为追求缓和就是承认失败。1976年，刚刚卸任美国海军司令的埃尔莫·朱姆沃尔特（Elmo Zumwalt）认为，基辛格相信美国“像许多早期文明一样，已经走过了历史的高点”。正如“绥靖”起初是一个体面的词汇，但在1938 年声名狼藉一样，“缓和”也转变成了一个脏词，甚至在基辛格卸任之前就已如此。

然而，无论是从其运作方式还是从其产生的结果来看，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与30年代的“绥靖”都有所不同。区别于英国和法国试图用领土作为让步收买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基辛格和他的总统们则是努力遏制对手的扩张。

与绥靖不同，缓和政策成功地避免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政治学家哈维·斯塔尔（Harvey Starr）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撰文指出，尼克松政府执政期间美苏关系中合作行为与冲突行为的比例明显增加。而基辛格执政时期（1969年至1977年），以国家为基础的冲突数量低于之前和之后的年份。

半个世纪后，随着华盛顿适应新冷战的现实，缓和局面可能再次被鹰派破坏。共和党政客喜欢将他们的对手描绘成对中国态度软弱，就像他们的前辈在上世纪70年代描绘他们的对手对苏联软弱一样。例如，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就声称拜登“对中国纵容和绥靖”。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指责拜登“软弱”。

这些指控不足为奇。对共和党人来说，重新援引里根的精神并重演他对缓和的批评更具有诱惑力。但两党都有可能误解了70年代的教训：共和党人倡导毫不妥协地全面遏制中国，但他们可能高估了美国在对抗中能够取胜的能力；为了回避事态升级，拜登政府可能低估了威慑作为缓和关系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基辛格战略的本质在于，鉴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状况和美国公众舆论影响，或是苏联所称的“力量对比”，将联系与遏制结合在一起是明智的。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类似的结合，尤其是与北京的力量对比相较于莫斯科更有利时。

濒临绝境

如今，许多较为理性的学术界人士，在批评基辛格时不会抱怨苏联从缓和关系中得到的好处比美国多。相反，他们认为基辛格屡屡犯错，用冷战的视角看待每一个问题，把每一场危机都当作是与莫斯科斗争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历史学家尤西·汉希马基（Jussi Hanhimaki）在一本长篇巨著中写道的那样，基辛格认为“如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法遏制苏联政权，那么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也应去达成”。

这种批判反映了近年来历史学家为关注生活在受到冷战影响的国家民众所遭受的苦难而做出的努力，却低估了苏联在第三世界对美国的威胁程度。无论“狡猾”的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对基辛格说了什么，克里姆林宫都没有把缓和关系视为战略掩护，以取得超越华盛顿的优势。正如1971年提交政治局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苏联希望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要造成直接对抗的危险”，但这样做的原因只是让华盛顿“认识到西方需要实现苏联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报告呼吁政治局“继续利用美国政府的客观利益，与苏联保持接触和举行谈判”。

基辛格并不知道这份文件，但他也并不感到惊讶。他对莫斯科所玩的“游戏”不抱任何幻想。毕竟，苏联也曾在1975年公开表示，“缓和”政策并不妨碍他们继续“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反对“社会政治现状”。基辛格在1970年对专栏作家乔·艾尔索普（Joe Alsop）说，“如果苏联人认为核均势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完全有能力一边与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另一边试图摧毁我们。”

美苏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然而，尽管基辛格知道克里姆林宫别有用心，但他仍然推动缓和。原因很简单，若是采取保守的替代方案，即重回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边缘政策，会带来核战的风险。1975年，基辛格在明尼阿波利斯对听众说：“除了共存，我们别无选择。苏联和美国都‘有能力摧毁文明生活’。”因此，缓和在道义上势在必行。“我们承担着历史性的义务，”基辛格在第二年补充道，“与苏联接触，可以将核灾难的阴影推后。”

这些担忧并没有使基辛格成为核裁军的倡导者。作为凭借《核武器和美国对外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一书而声名鹊起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对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也对全面核战争的前景感到恐惧。

1974年春天，基辛格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要求针对苏联入侵伊朗的假设制定有限的核反击方案。但几周后，他却震惊于他收到的计划草案。五角大楼提议向伊朗边境附近的苏联军事设施发射约200枚核武器。“你们疯了吗？”基辛格喊道，“这是所谓有限的选择吗？”当后续他们再次提出只使用一枚原子雷和两枚核武器炸毁从苏联领土通往伊朗的两条道路时，他依旧感到难以置信。他问道：“这算什么核威慑？”只敢使用少量核武器的美国总统会被克里姆林宫视为“胆小鬼”。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美方永远不能确定苏联会以多少程度的有限来回应美国的任何核打击。

基辛格对核武器的看法激怒了保守派的批评者，尤其是在五角大楼内。1969年11月开始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为美苏达成第一份重要军备控制的协议铺平了道路，但批评者们却对基辛格处理会谈的态度感到愤怒。1975年9月，国防情报局的一份长达10页的情报评估报告断言，苏联正玩世不恭地违反《限制反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承诺，以获得核主导地位。一场争论在福特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天再次爆发，中央情报局（CIA）和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报告表明，莫斯科在核武器方面寻求的是优势而非均势。政府官员声称，基辛格明明知道这一点，但选择视而不见。

这些批评并非完全错误。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的原始数量上已经能与美国平起平坐；到1970年，在巨型弹道导弹方面更是遥遥领先。其中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搭载了大型的、可独立瞄准多个目标的再入飞行器，可向多个目标发射弹头集群。

1977年，美国仍在潜射弹道导弹方面保持着五比一的优势，同时轰炸机携带核武器优势更大，数量上达到了11比1。莫斯科从未拥有足够的弹道导弹能够对美国的核资产进行打击，因此华盛顿也无法通过核打击来回应莫斯科方面。事实上，苏联高级军官在冷战结束后的访谈中表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军方领导层已经否定了苏联能够打赢核战争的说法。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核武库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军工联合体的运营惯性。

美苏核资产数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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