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曾说过：“病理学为医学之本”。病理学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在医学教育和实践中有着根本的地位。诚然，病理诊断一直被认为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我国的现代病理学发展于二十世纪初，一代代无数的病理学家们为之艰苦奋斗和前赴后续。其中，中山医学院的梁伯强院士是我国病理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他与北京协和医院的胡正祥、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谷镜研、同济医学院的杨述祖等大家，一同开拓了我国的现代病理学体系。例如，1962年，他宣读了《鼻咽癌的组织学类型、生物学特性和组织发生学的研究》论文，首次提出鼻咽癌的组织学分类（三类六型），成为了鼻咽癌病理分型的国际标准。

同样以我国特色癌种“鼻咽癌”作为研究对象，除了构建鼻咽癌生态学理论以及人类肿瘤生态树之外，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南方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罗伟仁研究员明确提出了（医学）生态病理学，即“应用生态学（-进化）原理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结局和转归”。

该论文以：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ecology theory: cancer as multidimensional spatiotemporal “unity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 pathological ecosystem 为题，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Theranostics 以综述形式发表，被选为当期封面（back cover）。

在该论文中，作者认为肿瘤是一个生态进化合一“病理生态系统”。不同病理组织学类型的肿瘤细胞彼此共存、通讯和竞争，它们与特定的细胞微-/环境如病原体、CAFs、免疫细胞、内皮细胞等生物因子以及非生物性因子（包括外部生态环境、社会心理因素和机体内部环境如物理特性、代谢、ECM和外泌体等）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群落和命运共同体。

以鼻咽癌作为切入口，作者详细论述了生态学在“正常组织-非典型增生/原位癌-侵袭-CTC-转移（休眠和复发）”等病理性癌变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和运用。又比如，梭形癌细胞（肉瘤样）这样一些数量不等的鼻咽癌细胞，梁伯强等在60年代初已经发现容易侵犯颅底，作者和澳门大学等课题组亦先后证实其富集干性、EMT和侵袭力等特性，可视为癌症复发转移的风险形态学指标。作者认为，从生态学角度，这实际上反映了（鼻咽）癌细胞对周边环境刺激以及群体细胞竞争之下的一种形态转变和生态适应，代表了一种动态的吸引子状态。在临床工作中，这些梭形细胞在肿瘤侵袭边缘或者在周边间质侵犯中多见。

作者提出，肿瘤侵袭边缘是肿瘤的生态过渡区，其不规则性意味着瞬息万变的适应性潜能。肿瘤出芽是恶性肿瘤早期侵袭的形态表型，可视为与大陆既有联系又分离的生态岛屿，而肿瘤干细胞生态位亦常常驻留于肿瘤侵袭边缘。此外，肿瘤拟态和cell-in-cell等病理性现象，这也是生态学意义的范畴。

在国内外广大病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下，现代病理学的学科发展如今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作者认为，从传统的组织（细胞）病理到分子病理、免疫病理以及新兴的数字、人工智能病理等等这些病理分支，如今可以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有机整合在一起。这含蕴的意思是，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可视为一个多维时空病理生态（-进化）系统。这里要强调的是，“多维”是一个广义的范畴，还包括了跨组织层次，以及时间、系统以及微-/环境等不同的维度。

作者认为，随着这个领域新思维不断完善，随着多维病理构建、原位时空组学以及生态影像学等新方法技术的整合应用，以及组织生态病理和景观生态病理等细分领域深入拓展，“生态病理学”将会擦出不一样的光芒，从而为患者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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